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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留念馆，两张1943年七贤庄一号院和七号院的房捐收据招引了许多参观者的目光。

“房捐也便是房地产税，新建立前，房子所有人在出租房子时必须按房租的必定比率向市政处交纳房捐。”文物捐献者、西安市赤色文物收藏家雷晴波先生说。

西安事变和平处理后，共产党租借了陕西革新家成柏仁坐落西七路的七贤庄，建立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。本年88岁的雷晴波白叟捐献的收据，正是那段前史的见证。

七贤庄，从牙科诊所到抗日前哨

建于西安明城墙内的七贤庄，唐时属东宫外永昌坊。民国初年，这儿曾是一片荒芜，杂草丛生，后被银行资本家用于房地产开发。1936年，十座由西向东、南北走向的工字形院子建筑群在这儿完工。借《晋书》中的“竹林七贤”而得名，由其时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题书“七贤庄”镶嵌于庄首。

站在“八办”留念馆外，门边悬挂着的每一块牌子，都被年月刻下了斑斓的痕迹。其间有一块青铜色的匾额，上书“冯海伯诊所”几个大字。

1935年，赤军一方面军抵达陕北，频频而剧烈的战役、恶劣的生存环境，让许多兵士饱尝伤病摧残。为处理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问题，周恩来授意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，以200块银元的押金租下了七贤庄一号院，建起了由德国牙医冯海伯运营的牙科诊所，其实在用处，是为延安采买、转运医疗器械和通讯器件的一座隐秘交通站。

“七七事变”迸发后，赤军改编为八路军，在七贤庄一号院的门口，正式挂上了“国民革新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”的牌子，随后又改为“国民革新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”。至此，“八办”成为我党我军建立在国民党控制区内揭露的办事机构，也成为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堡垒，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。

斯诺，轰动国际的《西行漫记》

“其时许多前进青年通过‘八办’前往延安。”雷晴波白叟说。闻名外交家黄华则是最早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。1936年6月，黄华在燕京大学参加共产党，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。入党后，他当即萌生了去陕北参加赤军的想法。刚好这时，燕京大学的讲师埃德加·斯诺约请他同行去陕北采访、当翻译，黄华一挥而就地容许了。

1936年6月，从北京赶到西安后，黄华在刘鼎的帮忙下通过两天的旅程，换上东北军制服，打破种种盘查，赶到延安与斯诺重逢。

斯诺的这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效果，便是写出了轰动国际的《红星照射》(即《西行漫记》)，向西方介绍了共产党前期的光辉进程和毛泽东同志的传奇阅历。这本书其间就有黄华的劳绩，特别是后来随斯诺到前哨去采访，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，请信使带回延安请毛泽东同志过目。可是由于其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，所以他叮咛斯诺写文章、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相片，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建立后再版时才说到黄华的参加。

燃烧着期望，承受洗礼

走进七贤庄七号院，东边和南边的屋子分别为男女生宿舍，宿舍里大通铺上铺着白色的床布，一排能睡六七个人。雷晴波白叟捐献的七号院房捐收据正挂在宿舍门口。房捐收据大约有便签纸的两倍巨细，纸张现已发黄。在“房主名字”一栏里，写着“八路军”三个字。

抗日战争全面迸发今后，不计其数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，战胜种种艰难险阻，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，要求奔赴延安。为了更好地完结青年们的招待和分配任务，1938年4月，依据中共中央指示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借七贤庄的七号院，安排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安吴青训班等校园建立“联合招生委员会”，为共产党运送“新鲜血液”。

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，是抗日干部训练校园会集的当地，有抗日军政大学、 延安大学、鲁迅艺术学院、马列学院、中央党校、泽东青年干部校园。常常有学员结业，调到华北、华中各抗日依据地去战役。敌后的干部，也不断调回这儿学习。

抗战时期，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成为一道共同风景线。诗人何其芳描绘：“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，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，背着行李，燃烧着期望，走进这城门。学习，歌唱，过着严重的快活的日子。”

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业会议上的讲话，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共4万余人。是什么招引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？

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：“这儿的人们个个显得非常愉快、质朴，人们之间的联系又是那么和谐。我看到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，和兵士、老乡唠家常，谈笑自若……”丁玲的答案是“这是乐土”。“咱们才到这儿半年……百事乐业，耕者有田。八小时作业，有各种稳妥。”

延安革新留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，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承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，有的奔赴抗日前哨英勇杀敌，有的以笔为枪，创作出很多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。他们心胸抱负，为全民族抗战成功建立了永存勋绩。